黄侃与中国现代“龙学”的创建

  摘要:清代末年,章太炎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讲授《文心雕龙》,为中国现代“龙学”的诞生,撒下了“种子”。弟子黄侃、朱蓬仙和刘师培等人,相继在北京大学开设《文心雕龙》课,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“文心雕龙学”,即“龙学”。围绕现代“龙学”的诞生,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,现代“龙学”的创建,也经历了前赴后继。其标志性的成果,主要是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刘咸炘的《文心雕龙阐说》和范文澜的《文心雕龙注》。这三部专著,既有理论阐述,也有校勘和注释,既包括了“龙学”的内涵,也涉及到了“龙学”的外延,走出了古典“龙学”的窠臼。根据新出现的资料,对前辈和时贤往昔的提法进行了梳理和订补。同时,在对标志性成果的赞扬声中,添加了几句异样的评语。

  关键词:章太炎 黄侃 文心雕龙学 刘咸炘 范文澜

  山东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(276599);[基金项目]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《文心雕龙》汇释及百年‘龙学’学案”(17ZDA253)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  我在拙著《刘勰志》中,谈及民国时期的“龙学”时,曾经提到黄侃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,与刘师培等人,在北京大学开设《文心雕龙》课,并在讲义的基础上,形成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一书,标志着现代“龙学”的诞生。但是囿于当时资料的限制,语焉不详。近年来,随着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授《文心雕龙》时,学生的笔记被发现并影印出版,以及相关人物当年的日记也陆续出版发行,“龙学”界朋友们的相关研究成果,不够精确的地方也显示出来了,随着新资料的发现,有必要对往昔的提法和结论,以及前前后后的故事,重新梳理和订补,以就教于同道大雅。

一、现代“龙学”的撒种期

  我曾经把中国的“龙学”即“文心雕龙学”分为古典“龙学”和现代“龙学”,主张黄叔琳先生的《文心雕龙辑注》为古典“龙学”的集大成,黄叔琳也就成了古典“龙学”的终结者。那么怎样看待现代“龙学”的产生和发展呢?这是“龙学”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,同仁中也有不少论及者,但是,我感觉还不够,尤其是忽略了章太炎先生对现代“龙学”的作用。我认为,现代“龙学”的播种者是章太炎先生。章太炎先生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成果,没有写成专门的著作流传下来,多亏他的学生把他的讲课记录留存世间一部分,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章先生的部分观点,他的这部分“龙学”成果,虽然不显眼,却是火种,可以燎原;具有酵母的能量,可以发酵,成为现代“龙学”的种子。

  (一)章太炎其人

  章太炎(1869—1936),浙江余杭人。原名学乘,字枚叔,后易名为炳麟。因反清意识浓厚,仰慕顾绛(顾炎武)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,号太炎。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和龙8平台游戏网站家。鲁迅在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一文中,评价章太炎是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。

  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任《时务报》撰述,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而流亡日本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因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并为邹容《革命军》作序,再次触怒清廷,被捕入狱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与蔡元培等合作,发起组建光复会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出狱后,赴日本避难,并参加同盟会,受孙中山委托,主编同盟会机关报《民报》。宣统三年(1911年)上海光复后回国,主编《大共和日报》,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。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。为了共和,不惧牺牲,登门与袁世凯抗争。被袁世凯禁锢北京,袁世凯死后被释放,一生为反清,数次被捕入狱。晚年愤恨日本侵略中国,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。从1917年开始,革命热情逐渐淡漠,在苏州设立龙8平台游戏网站讲习会,以讲学为业。关于章太炎对民主革命的贡献,已经载入史册;关于其学术成就,也有其宏富的论著为证,而容二者于一身成为“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”(汤炳正语),确是近代史上第一人。为了保种而主张龙8平台游戏网站传薪,病重至晚期,仍然坚持讲课。据王基乾《忆余杭先生》记载:“先生病发逾月,卒前数日,虽喘甚不食,犹执卷临坛,勉为讲论。夫人止之,则谓‘饭可不食,书仍要讲。’” (1)

  (二)章太炎在日本讲授《文心雕龙》的时间问题

  黄霖先生编的《文心雕龙汇评》一书的后面有一附录,内中刊载了章太炎讲授《文心雕龙》的记录稿两种:第一种题目是《文心雕龙札记》,署名章太炎讲授。可惜这个记录稿只记录了《文心雕龙》第一至第八篇,这个听课记录是毛笔记录稿,首页有如下文字:“钱东涔记;璅录(即杂货店也);文心雕龙札记;稿本。首页背面题“蓝本五人:钱东潜、朱逖先、朱蓬仙、沈兼士、张卓身”。钱东潜、钱东涔为钱玄同别名。内页记录《文心雕龙》第一至第八篇听课记录,字迹潦草,时有涂抹。第二种为钢笔记录稿,字迹工整,颇有简帛味道,不著记录人。题目是《文学定谊诠龙8平台游戏网站讲习会略说》,署名章太炎讲授;这个听课记录稿,只是从《原道》第一至《论说》第十八止,后面有一页内容和时间进度表:计划分五次讲完全书:第一次开讲是三月十一日,内容是一至八篇,第二次是三月十八日,内容是九至十八篇,第三次是三月二十五日,内容是十九至二十九篇,第四次是四月初一,内容是三十至三十八篇,第五次是四月初八日,内容是三十九至五十(完)。听讲人共六人,分别是:潜(钱东潜)、未(龚未生)逖(朱逖先)、蓬(朱蓬仙)、兼(沈兼士)卓(张卓身)。据周兴陆的《章太炎讲解〈文心雕龙〉辨释》一文介绍,这两份记录稿,原有的封面题“朱逷先撰《文心雕龙札记》”(詹锳《文心雕龙义证》引用书名简称中,就称“朱逷先等笔记”)。朱逷先就是朱希祖(1879——1944),浙江海盐长木桥(今富亭乡)上水村人,字逷先,又作迪先、逖先。章太炎得意弟子,历任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辅仁大学、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(今南京大学)等校教授。为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。然而,记录稿的内页第一页封面题目是:钱东涔记《文心雕龙札记》藁本。

  这个资料现藏上海图书馆,多亏黄霖和周兴陆先生发现,并公之于世,为现代“龙学”的产生和创立,找到了来龙去脉,也可以订正一些学者在谈到黄侃“龙学”渊源时,在时间上的一些推测之误。这个记录稿是章太炎先生哪一年的讲课记录呢?

  根据记载,章太炎的讲学活动有十几次,但是“兴师动众”的主要有四次:第一次在日本讲学,时间是1908年至1911年,地点是在东京一所叫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,同时又为鲁迅、周作人等开一小班,地点是在《民报》内章太炎住所里;第二次是从日本回国后,1913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期间,“以讲学自娱”,地点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;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,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龙8平台游戏网站系列演讲。第四次,1933至1936年,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,盛况空前,学生达五百余人。在国内的讲课活动,当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份《文心雕龙》授课记录稿无关。因为据周兴陆研究,这份记录稿用的稿纸上有制造厂家标记,即“松屋制”,周兴陆请教日本学者得知,这“松屋”是日本一家专门制造稿纸的店(厂)家名字。另一个证据就是听讲者朱蓬仙于1919年在北京逝世,龚未生也于1922年去世了。龚未生,名宝铨,字士衡,号未生,亦作“味生”,系章太炎的长女婿。这就是说,1922年后开设的讲习班,与这份《文心雕龙》记录稿无关。

  关于在章太炎寓所开设的小班,据许寿裳在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一文记载:

  民元前四年(即1908年),我始偕朱蓬先(宗莱)、龚未生(宝铨)、朱逖先(希祖),钱中季(夏,今更名玄同,名号一致),周豫才(树人),启明(作人)昆仲,钱均夫(家治),前往受业。每星期日清晨,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,在一间陋室之内,师生席地而坐,环一小几。先师讲段氏《说文解字注》,郝氏《尔雅义疏》等,精力过人,逐字讲解,滔滔不绝,或则阐明语原,或则推见本字,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,以故新谊创见,层出不穷 。(2)

  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里也是这么著录的,并交代:“前四人是从大成(中学)来听讲的。”这件事周作人在《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》一文中,也有同样的记载。章太炎在寓所开设的小班,主要是浙江籍的学生多,黄侃是湖北籍(先世是浙江籍)。

  那么,章太炎在日本讲《文心雕龙》的时间是哪一年呢?周勋初先生在《黄季刚先生〈文心雕龙札记〉的学术渊源》一文说:

  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时,季刚先生考入湖北崇文普通学堂学习。……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。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,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,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。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,主持《民报》笔政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季刚先生向《民报》投稿,开始追随章氏。宣统二年(1910),章氏在东京聚徒讲学,季刚先生正式投入其门下 。(3)

  周勋初先生把章太炎在东京讲学的年份,与亲自听讲者的著录后延了两年,可以说不靠谱,更谈不上具体讲授《文心雕龙》的时间了。而童岭在《上海图书馆藏〈章太炎先生文心雕龙讲录两种〉简述》一文说:

  综合我现有材料,似可断定此稿当为太炎先生1908年以后在日本的讲演笔录。但仍有不可解处,据北京图书馆所藏《朱希祖日记》“明治四十一年”即1908年所载,太炎先生的讲演有《说文》、《新方言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尔雅》等,其中似乎并无《文心雕龙》一书。对此我只有存疑以俟时贤指教了 。(4)

  董婧宸在《章太炎〈说文解字〉授课笔记史料新考》一文,也谈到这两份《文心雕龙》听课记录稿。董婧宸说:

  据《钱玄同日记》,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,每周四上午,章氏在寓所讲授《文心雕龙》。与此同时,2月20日至3月27日,每周三、六下午,章太炎在寓所讲授《汉书》。这两门课程也是交叉进行 。(5)

  董婧宸的这个说法是笼统的概述了《钱玄同日记》对这段时间的记事,而司马朝军、王文晖合撰的《黄侃年谱》1909年条3月18日下说:

  ……《钱玄同日记》载:“是日《文心雕龙》讲了九篇,九至十八。在炎师处午飡,傍晚时归。与季刚同行,……季刚有阮胡子《燕子笺》一部,借来于枕上看,一夜看完。”并注明引自《钱玄同日记》,第678页 (6)。

  这3月“18日……《钱玄同日记》载:‘是日《文心雕龙》讲了九篇,九至十八。”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《文心雕龙》讲课记录稿著录的时间和内容进度表完全一致,可见,章太炎是严格按照计划讲学。并从日记得知黄侃也在听讲之列。

  至此,钱玄同日记资料证明,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寓所讲授《文心雕龙》的时间是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,虽然记录稿不全,仅有十八篇,从内容和进度表看,其内容目标是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。但是董婧宸这个研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,这就是:1、这个记录稿只是记录到第十八篇,其后的三十二篇没有记录稿和整理稿,全书是否授课完毕?2、这两份记录稿是随堂记录还是日后整理稿?3、第一份毛笔记录稿首页背面的“蓝本五人:钱东潜、朱逖先、朱蓬仙、沈兼士、张卓身”是什么意思?4、第二份记录稿即钢笔记录稿是单线竖排稿纸(第一份记录稿是双线竖排稿纸),最后一页是毛笔写的,而且是方框竖排稿纸(如同现在的学生作文稿纸),分为上中下三栏,上栏是内容进度,中栏是讲授的时间进度表,这个时间表是指的阳历还是阴历?5、最后一栏是与内页符号对应的“潜未逖蓬兼卓”是什么关系?

  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大都在《钱玄同日记》里。我们将《钱玄同日记》里,关于他们在日本东京章太炎寓所内听课的1909年3月11日至4月8日的日记有关听讲《文心雕龙》的著录部分录出如下:

  1、3月11日(二月二十日)晴,今日讲《文心雕龙》八篇,讲毕即归。
  2、3月18日(二月二十七日)晴,是日《文心雕龙》讲了九篇(九至十八)。在炎处午餐。傍晚时归。与季刚同行,彼走得甚快,余追不上,不知其去向。晚间叔美未来。季刚有阮胡子《燕子笺》一部,借来于枕上看,一夜看完。
  3、3月22日(闰二月朔日),晴,天气温和。下午借取逖先、未生、卓身、兼士及余自己五本《文心雕龙》札记,草录一通。
  4、3月25日(又二月四日),晴。《文心雕龙》今日讲至二十九篇。
  5、4月7日(闰二月十七日)晴,大风。天甚热……午后札《文心雕龙》稿二纸。
  6、4月8日(闰二月十八日),晴。上午去上《文心雕龙》课,今日恰好讲完了。

  根据从《钱玄同日记》录出的这些资料可知,上海图书馆藏第一份《文心雕龙》听课笔记当就是这第三条资料即3月22日说的:“下午借取逖先、未生、卓身、兼士、及余自己五本《文心雕龙》札记,草录一通”的“稿本”。这首页背面的“蓝本五人”正是1909年3月22日,借取五人笔记整理成“稿本”的人名,这就是钱玄同“草录一通”的成果。可以断定,这个笔记是钱玄同汇合了以上五人笔记的整理稿。这3月22日之前,太炎先生也正是把《文心雕龙》讲至第十八篇。这第二份记录稿,也应该是根据六人笔记的整理稿。这是一份尚未整理完成的稿本,其题目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字体为隶书,内容笔势为简帛味很浓的行楷字体,系钢笔书写。我查阅了《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》书前收录的钱玄同多种笔记书影和网上公布的钱玄同书法作品,与之相比较,虽然仍然不敢说一定是钱玄同笔迹,却倾向于钱玄同。但是,最后一页的毛笔草稿,应该断定是钱玄同的笔迹无疑。这一页的下栏对应的六人,是指整理稿中录用了他们的记录,其中右侧“共六人”下有符号说明:◎,为“上者”;△为“未上者”。我们可以说,在这六人的笔记中龚未生是五次讲课全到场,且均有笔记,但是,符号中表明,前两次记录稿清楚,后三次潦草。朱逷先五次听课均有记录,朱蓬仙前三次讲课,没有去听,或者说,听课了,没有做笔记;沈兼士后三次没有到场听课,或者到场,没有笔记;张卓身只是有3月18日的笔记,其他四次,没有去听课,或者听课了,没有笔记,而钱玄同自己在四月初一这天画的符号是△,为“未上者”。这就是说,章太炎对《文心雕龙》讲了五次课,钱玄同只缺四月初一这一天,查《钱玄同日记》,四月初一没有出现去听课的记录,只记录了这一天传说闹地震,其他四次《文心雕龙》授课,钱玄同在日记中,均有记录。第二份记录稿,我们之所以说他是整理稿,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据许寿裳说:报馆章氏寓所讲堂是“在一间陋室之内,师生席地而坐,环一小几。”这种条件,没法把笔记做得太正规,坐久了需要动一动,这就是鲁迅为什么给钱玄同起了个绰号“爬来爬去”的原因。许寿裳说:听课“以逷先笔记为最勤”,这句话在这个第二份最后一页的下栏符号中朱逖先一天也不缺席,也是证明。再说,根据《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》,可以证明,这些听课者,并非只有一套笔记。从《钱玄同日记》中,可以看出钱玄同有搜集他人笔记,做综合整理的习惯。仅《文心雕龙》,《钱玄同日记》就记录他两次综合整理。因此上海图书馆藏两份《文心雕龙札记》,第一份首页冠名“文心雕龙札记 钱玄同记”,与末尾一页毛笔草稿,应该看成是首尾一致的。由此也可以看成是钱玄同整理章太炎讲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两种,或者说两套。关于讲课时间是阴历还是阳历问题,我在翻阅《钱玄同日记》之前,按照我们老家习惯把阴历的上旬,称之为“初几”,称呼阳历不说“初几”直接称“1号、2号……10号”,《钱玄同日记》证明,这个时间表用的是阳历,其“初几”之谓,用的是民间习惯。

  至此,可以初步结论,上海图书馆藏章太炎《文心雕龙札记》,是1909年章太炎在东京《明报》馆内的寓所讲授《文心雕龙》时,钱玄同搜集了其他听课记录综合整理稿。具体时间用的是公历。我们学术界普遍认为黄侃《文心雕龙札记》的产生,是现代“龙学”诞生的标记,我们又从《钱玄同日记》看到黄侃是1909年3月1日从中国返回达日本,3月3日来到章太炎处,并参加了章太炎在报馆寓所的听课(7)。这就是说,章太炎在日本向中国留学生播下的有关《文心雕龙》的种子,首先在北京大学黄侃那里生根、发芽、结果。

  (三)章太炎讲义稿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观点

  1、文学观

  讲《文心雕龙》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“文”和“文学”。我们看到章太炎《文心雕龙札记》整理稿的第一种,有一个开场白,讲了什么是文,什么是文学。这个问题,周兴陆先生在《章太炎讲〈文心雕龙〉辨释》一文,已经做了阐述。周先生的“辨释”文章,认为章太炎的文学观念是“泛文学观”,或者说是“杂文学观”。主张“古者凡字皆曰文,不问其工拙优劣,故即簿录表谱,亦皆得谓之文,犹一字曰书,全部之书亦曰书。”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讲《文心雕龙》的开场白,也表现在他在以前讲的《文学总略》中。在《文学总略》中,我们还可以看到章太炎不仅文学观,即是文体论也深受《文心雕龙》的影响。不仅批评桐城派,也批评了萧统《文选》的言行不一。

  章太炎的这段开场白是怎么引起的呢?据许寿裳说,是鲁迅回答章太炎什么是文学的课堂提问时阐述的,许寿裳说:

  鲁迅听讲很少发言,只有一次,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,鲁迅答道:“文学和学说不同,学说所以启人思,文学所以增人感。”先生听了说:这样分法虽较胜前人,然仍有不当。郭璞的《江赋》,木华的《海赋》,何尝能动人哀乐呢。鲁迅默然不服,退而和我说:先生诠释文学,范围过于宽泛,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。其实文字与文学固有分别的,《江赋》和《海赋》之类,辞虽奥博,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。这可见鲁迅治学“爱吾师犹爱真理”的态度。 (8)

  针对鲁迅的课堂答题,也结合桐城派和萧统《文选》关于“文”的观点,章太炎认为:

  古者凡字皆曰文,不问其工拙优劣,故即簿录表谱,亦皆得谓之文,犹一字曰书,全部之书亦曰书。

  《文心雕龙》于凡有字者,皆谓之文,故经、传、子、史、诗、赋、歌、谣,以至谐、隐,皆称谓文,唯分其工拙而已。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 。(9)

   “夫玄黄色杂”至“此盖道之文也”,据此数语,则并无文字者,亦得称“文”矣 (10)。彦和以史传列诸文,是也。昭明以为非文,误矣 。(11)

  章太炎的观点,说明不仅文字属于“文”,自然界的景色,也属于文。章氏的话,既讲解了《文心雕龙》的观点,也批评了桐城派和萧统《文选》的狭义性,更是对纪晓岚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篇眉批的回击。可见学问贵在自得,不可跟在名人屁股后面做应声虫,这一点比起后来的一些“龙学”家高明的多。

  2、校勘:

  章太炎讲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中,做的校勘不多,只有了了数处。我们仅举一处太炎用理校法做出的成果。校勘之法,向有理校法,在没有版本作根据的情况下,做出判断,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力。章太炎对于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篇说:“形立则章成矣,声发则文生矣”两句,就利用理校法做了校勘。章太炎说:“‘文’‘章’二字当互调,当云:‘形立则文成矣,声发则章生矣’。乐竟为一章。”这一“文”“章”互调的主张,是没有版本作根据的。章太炎的根据就是“乐竟为一章。”《说文解字》卷三,音部“章”:“乐竟为一章。从音从十。十,数之终也。”章太炎是《说文》大家,他根据《说文》“乐竟为一章”,做出前无古人的校勘,不仅高出于他的前辈,而且后来者也没有很好的利用他这一成果,包括黄侃《文心雕龙札记》和鲁迅《汉文学史纲》都曾涉及这两句,也没有提到他老师的校勘。理校法是校勘学四法中最难的一法。陈垣说:“段玉裁曰:‘校书之难,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,定其是非之难。’所谓理校法也。……此法须通识为之,否则卤莽灭裂,以不误为误,而纠纷愈甚矣。故最妙者此法,最危险者亦此法。” (12)现代“龙学”诞生后,《文心雕龙》校注本如雨后春笋,令人目不暇接,但是诸公对此多未校出,只有郭晋稀在《文心雕龙译著十八篇》和《文心雕龙注译》作了校勘,但郭晋稀用的是本校法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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